第十章 第一车间革命（下） (第3/3页)
，成熟的烟叶是橙黄色的，表面粗糙，就像老年人长的老年斑，而当时中国评价烟叶的国家标准，是以表面平滑、缎黄的烟叶为好。这在褚时健眼中却是不够成熟的烟叶：于是，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烟叶质量评价标准形成的过程中，玉溪卷烟厂内部也经历了一番折腾。褚时健首先要打破这些评级人员固有的评价观念，让培训人员对评级员进行耐心培训，教他们如何从色泽、味道、表面来评价一份烟叶的好坏，并将评价标准基本背熟：成熟的烟叶，颜色像橙子一样黄，表面是粗糙的；不够成熟的烟叶，则是像缎子一样的鲜黄。好的烟叶似乎不那么好看。他们还掌握了一套科学的数据，例如尼古丁含量、糖碱比等。
烟草公司当然不能坐视“标准”不管，双方最后把“官司”打到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回复是，按照国家标准，玉溪卷烟厂的烟叶合格率太低，连及格线都够不着。但褚时健坚持认为自己的评价标准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国标”。他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市场评价。他说：“市场上只要是我们的卷烟，就销售得很快，别的烟过剩很多。我们在全国的占有率，价格最高的一类烟所占比例最大。如果我们的评价标准是错误的，那消费者就不会这么喜欢我们的东西。”
国家烟草专卖局坚持要玉溪卷烟厂改正评价标准，而褚时健依然我行我素，双方都按自己的标准相安无事地收购农民的烤烟。在僵持不下之际，美国专家介入了这场评价之争。除了国家烟草公司请的顾问左天觉，还有一位美国专家琼斯，他家三代都是烟草博士。他们对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专家和局长说，-溪卷烟厂的评价标准才是正确的，褚时健种出的烤烟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
国家专卖局局长最后承认了玉溪卷烟厂的质量标准。
褚时健日后说，要说他对中国烟草的最大贡献，就是促进了整个中国烟叶质量的提高。
跨越最后的鸿沟
尽管“第一车间”在全中国声名鹊起，但褚时健还需要突破一道防线，因为“第一车间”和中国的财税体制也发生了尖锐冲突，它随时可能给褚时健带来灭顶之灾。
扶持烟农的支出，究竟算成本还是利润呢？按当时财税体制的规定，这部分是不能算入成本的，但是，即使作为税后利润来支出，也可能会涉及侵蚀国家的财政利益，它像一柄悬着的剑一样随时可能落下来。褚时健虽然在推动着一项伟大的事业，但也可能因此带来个人悲剧，尽管这些投入产生的大部分收益都变成了国家税收。
他明白其中藏着的凶险，因此，他选择在一个适当的时机穿越这条防线。
这个时机由两个因素促成。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之前的全国税利建设大会上公开赞扬了褚时健的“第一车间”，他认为这不仅是在促进烤烟的增产增质，也是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大好事。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条件是，在“第一车间”的有力推动下，玉溪卷烟厂上缴国家的税利连年猛增，1987年猛增了49.6%，达到763亿元，1988年再增76.48%，达到13.45亿元，到1989年时已经达到20.3亿元。它以一个令人激奋、不可想象的速度增长着。这时，它已经成为全中国效益最佳、上缴国家税收排第二的企业。
到这时，褚时健觉得找财政部长协调财税政策的时机到了。
此时，褚时健喜欢的搭档朱奎已经离开，他在云南省一位副省长的陪同下来到北京。他给财政部长算了一笔账：给烟农每投入一元，将带来不少于五元的税利回报。另外，他保证，如果财政部能够确认玉溪卷烟厂对“第一车间”的投入为税前成本，那么，玉溪卷烟厂每年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增长将不低于10亿元，而如果没有对“第一车间”的投入，未来的税利增长就很难说，他无法保证。
按财政部原来的规定，不允许给烟农发补贴。但褚时健坚持说，不发补贴，农民就种不好烟，因为种好烟的成本很高。而发了补贴以后，一流的原料才能出来，优质优价，才能产生更多的税利。
褚时健的经济学逻辑是这样的：很多人都在试图缩短成本链条，尽可能砍掉成本，他这里却是要加长成本链条，增加成本投入。他认为，成本的加大反而会增加效益。实际上，他一直信奉这种学说。
在和几个有关领导短暂沟通后，这位财政部长同意了褚时健的请求，他给了褚时健一份书面文件，同意将玉溪卷烟厂扶持烟农的费用计入税前成本。
至此，玉溪卷烟厂种植优质烟叶的障碍全面扫除。褚时健也开始基本以税利增长的同等速度增加对烟农的补贴。
“第一车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褚时健的经营思路和风格，尤其是他的应然性思维模式。“应然性”和“约束性”之间的鸿沟，他又一次信步越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