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一车间革命（下） (第2/3页)
贴甚至超过国家定的收购价格。这些补贴不仅有货币，还有化肥、薄膜等。
在“第一车间”刚开始的几年里，玉溪卷烟厂并不富裕。1985年，它所得的利润不过4000万多一点儿，设备引进还欠着巨额的贷款，在云南省政府的帮助和反复协调下，有关方面同意他们税前还一部分贷款。然而，褚时健毫不动摇地坚持对“第一车间”的投入。很多人认为，既然通过试验证明，按美国技术标准种植，农民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即使不给额外的激励，农民也会乐意去做。
但褚时健并不这么认为，一方面，从长期看，各方都应获得利益，农民在其中的贡献很大，甚至是最大的，但按专卖下的分配比例，烟农的收入被卡死了，获利很小。这时，褚时健“利益平衡”的经营哲学就发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农民实在太苦太穷，理所应当获得一份像样的收入。有时候，他甚至有一种民粹主义情结，过分同情处于下层的穷人，因而当“第一车间”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带得越来越富裕时，褚时健的干劲也越来越足了。在他的带动下，万元户、十万元户在农村不断涌现。90年代中期，边陲之地的云南，农民的平均收入居然位居全国前列。
褚时健后来说：“‘第一车间’使农业的收入提高了二三十倍，这些地区的农民开始富裕起来，拥有三五万资产、十多万资产的农民多起来了。”他至今认为，“第一车间”是他干过的最有价值、最自豪的事情。
“第一车间”风靡中国
在褚时健刚刚推动“第一车间”烟田的时候，国内知道此事的同行们都抱着看笑话的心态作壁上观，当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已经为时太晚了。确切地说，是“红塔山”“红梅”“阿诗玛”风靡中国市场的现实唤醒了他们。实际上，1987年，玉溪卷烟厂已经超越上海卷烟厂，占据了烟草行业的头把交椅，并一举位列中国工业企业税利前五强。
不用说，这些卷烟厂也开始大规模引进设备，但市场并没有欢迎他们的产品。他们这时才开始意识到原料的问题，于是，大规模的参观学习队伍拥到了玉溪卷烟厂。
像河南、贵州、四川、山东、湖南这样的种烟大省，都由分管农业和烟草的副省长带队，浩浩荡荡来到玉溪。从1988年“第一车间”声名鹊起开始，一商到90年代中期，前来学习参观的队伍络绎不绝。玉溪卷烟厂平均每天要接待300多支参观队伍，甚至像通海、澄江、江川这些县烟草公司，褚时健也得给他们拔出专款，接待这些前来参观的人。
褚时健是个开放的人，他并不担心这些人把“第一车间”这一套拿走，而是敞开心扉，与他们畅谈做法和想法。这些人在回去之后，都照着“三合一”烟草基地模式做了，“三合一”体制很快在全国推广开了。
不过，这些来学习的单位并不像褚时健做得那样用心，也没有像褚时健那样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因而，他们的原料和玉溪卷烟厂一直存在很大差足巨。
河南省的一位领导人甚至专门来请教褚时健，如果完全按褚时健的做法，河南是否就能生产出一样好的烟叶，褚时健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自然条件的差异，河南不像云南这样昼夜温差大，在烟叶生长的夏季，像河南那样炎热的地方，在没有阳光照射的夜间烟叶仍然会生长，而不是停下来消化白天的生长，这样无论如何也难以达到云南烟叶的水平。
当然，也有人不相信“红塔山”“红梅”在市场走俏是因为原料的缘故，他们还是迷信玉溪卷烟厂有神奇“配方”，并希望褚时健能教给他们。褚时健只好幽默地对他们说：“如果真有神奇配方，那每年花几十万请一个配方大师倒是很划算的。”还有一些重量级的领导也对他说：“老褚啊，你可不要保守，你应该帮帮兄弟厂，把它们的品质搞得像‘红塔山’那样啊。”褚时健摊开双手，说：“许多兄弟厂的设备、技术、管理都比我们强，他们输在原料上啊，而原料至少也有五年的差距。这五年每年都需要大投入，我们怎么帮呀？”
有一次，在欧洲考察的途中，褚时健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贵宾厅和一家世界知名的牛仔裤公司的老板相遇。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因为他们都把原料当作最核心的竞争力。这位老板告诉他，他生产的牛仔裤原料都来自伊朗高原，哪怕在运动场上，再猛力的拉扯也不会撕烂他生产的裤子，原因就在于他的棉花纤维韧性不一般。
褚时健顿时觉得自己遇到了同道中人。
达到世界级烤烟的水准
但是，“第一车间”的麻烦还没有结束，因为它不仅存终结旧体制，同时也在终结旧的质量评价系统。褚时健确定的新的质量标准，和旧的质量标准有很大不同。
按照他们从美国学来的经验，并经过数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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