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玉溪卷烟厂的风和雨 (第3/3页)
头头儿去告状，控诉褚时健的独断专行。没料到，这个领导听完后当场翻脸，没有像以前给他撑腰的样子，并让他赶紧乖乖回去上班。杨副厂长灰溜溜地跑回来，只好对那些“造反派”兄弟说：“不能闹了，这回来硬的啦，快点儿去上班。”
褚时健的“任前条件”起了作用，他和胡良恕订下的“约法三章”，关键时刻果真帮到了他。
月底，那个没按车间主任安排去滤嘴岗位上班的职工真的没领到工资，几个“炮派”兄弟带着他来告车间主任。褚时健告诉他们：“你没有到车间主任安排的岗位去上班，按旷工处理，我支持他。”
他们没想到，新厂长这么强悍。僵持了一会儿，这几位职工知趣地走开了。之后，烟厂因为派性发生的闹事也慢慢少了。
下马威：涨薪风波
中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它带来的变化，也让玉溪卷烟厂这个之前几十年如一日的老国企开始显露出生机。
好消息！要调工资了！这是烟厂职工二十多年来都没有听过的消息。但也有一个难题，凋工资的名额比例只有40%，怎么调？其实也没加几个钱，但这不仅是增加工资的问题，还涉及对职工工作的肯定，这可是让人头疼的问题。人性常常如此，没啥盼头的时候，人们都相安无事，有点儿盼头了，反倒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麻烦来了。
褚时健对此极为重视，他本想请党委书记林某某来定这件事，但林书记在玉溪卷烟厂比褚时健多待了四五个年头儿，他知道这里的麻烦。这一次，林书记干脆住院去了。于是，褚时健请一位副厂长专门管这事儿，挂牌办公，接待反映调资问题的职工。
上级定的调资比例很滑稽，调40%，意味着可能失掉60%的人心。果然，在第一榜公布后，风气好转没多久的厂子又乱了起来，榜上无名的职工开始集体怠工，发泄不满情绪。
眼看就是一次工潮，褚时健着急了，他去医院找林书记商量对策，却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气急败坏地回到厂里来。一位副厂长甚至带着嘲弄的口吻对他说：“褚厂长，您怎么急成这样？别急坏了身子。”
国有企业的领导层也免不了明争暗斗，党委书记关系网中的一帮老队伍，那些褚时健来了之后被迅速边缘化了的派系头头儿，也正希望借这次内乱赶跑褚时健。
烟厂第一车间的制丝车间已经闹出了事，职工群起围攻车间主任，褚时健闻讯从医院往回赶。大家把车间主任围在中间，看到褚时健出现，大家围了过来，闹得最凶的竟然是年轻的技术员邱建康。褚时健纳闷儿，邱在调资的名单内，他闹什么呢？
从群起的议论声中，褚时健知道这次调资确实问题不少，有点儿职权的都拉拢扶持亲信，邱建康是出来打抱不平的。褚时健一言不发就离开了。回到办公室，他让人通知邱建康来见面，同时让人把调资的所有资料拿来研究。
邱建康来了，这是他们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个后来唯一得了褚时健真传的年轻人，最终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但当时的他像个愣头儿青，在褚时健面前直言无畏。褚时健和声细语地和他聊了一会儿，了解了个中情况。他明白分配是一门大学问，尤其对国有企业来说更是如此，但此时，他也找不到良策。
研究资料，寻找对策，褚时健一宿未眠。第二天，褚时健决定，将40%作为全烟厂整体的调资指标，而不是把这个指标僵化地执行到每一个车间。这样，他就有了一定的空间，尽量把机关和后勤的名额让给一线的员工，一线车间可以突破40%，达到60%，甚至是70%。
最后的方案出台，大多数人表示接受，职工的情绪慢慢缓和下来，这场风波总算过去了。这时候，生病住院的林书记也病愈出院了。
考试：锅炉事件
最大的一场考试终于在1981年8月来临，这就是当年的“锅炉事件”。这件事之前的褚时健和这件事之后的褚时健，对玉溪卷烟厂来说完全不一样。这件事之后，褚时健算是赢得了“大考”，彻底征服了玉溪卷烟厂的职工。
玉溪卷烟厂有两台六吨半的锅炉，一台坏了。当时玉溪卷烟厂整个的复烤和卷烟全都依靠这两台锅炉，坏了一台就意味着那些新入库的烤烟无法复烤，不仅烟叶有变霉的危险，而且可能导致停产，那样的话，锅炉坏了就会演变成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但是，这些国有企业的员工和领导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大场面”，丝毫没有惊慌失色，而是处变不惊，大多数人甚至带着“和我无关”、等着看好戏的心情。
那时，玉溪卷烟厂刚刚有起色，头年缴纳的税收也大幅增加。为了让这些财税大户理顺生产，云南省经贸委还在下面专门成立了一个生产指挥部，而锅炉一停，必然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云南省经贸委一位分管生产指挥部的副主任目丁着褚时健，要求每半小时汇报一次修理进度。
褚时健到现场看了看坏掉的锅炉，就先找修理组的人商量，把计划定下来，希望尽快修好，不然造成的损失很大。他提出，要用四天时间把锅炉修好，但修理组的职工认为不可能。双方发生了如下对话：
“四天？不可能。”
“那要多久？”
“40天。”
“那个耐不住（受不了），烟叶要霉掉多少？烤烟我们也要停掉，你40天会了得？”
“那我们不敢整（修理）了。”
修理组的员工想撂挑子走人。他们告诉褚时健，上一次锅炉坏的时候，原来的厂长（那时叫革委会主任）张某（后来当宣传部长去了）亲自指挥，48天才修好。
“我们看您稍微懂点儿，让您八天。”
语气中充满了挑衅。
褚时健不像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反倒像一个外交部的谈判官，此时，谈判陷入了僵局。
但褚时健没有停下来，与此同时，他让分管设备的副厂长去找厂里唯一的工程9币，要分给他一项工作，因为锅炉管子弯的幅度不同，安放这个弯管要懂技术。
“我不会做。”
“不会做？你大学不是学机械的吗？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做？”
工程师和副厂长吵了起来，他只有回来找褚时健。
“他不懂，从下面找个懂的来。”褚时健说。
褚时健准备行动了，其实他心里有谱，在戛洒糖厂的时候，他自己就修理、改造过锅炉，并曾把一个四吨的锅炉改造成了十吨。
“好了。张主任是亲自指挥你们，我也要来亲自指挥。你们是不是要请假？要请假，准你们假。”
整个修理组一共18人，他把他们分成五个工种，24小时轮班。
三天半后，锅炉重新烧起来了。
不过褚时健并不高兴，他有种不太对头的感觉。他找来修理小组的头头儿，劈头就骂：
“小杂种，你怎么哄我？你说要40天，张主任亲自管48天，怎么没四天就修好了呢？”也许，这是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17年唯一一次如此失态地骂人。
“哎呀！这个事情您也怪不得我们，从前我们苦战十个昼夜，连稀饭都喝不上一碗。现在您亲自组织抢险，晚上还买来大碗米线，凡是加班的全有得吃，大家也就卖力了。”
未了，他还补了一句：“您这样对我们，以后我们也不闹什么了。”
褚时健也消了气，说：“好了。现在不计前嫌了，锅炉修好了，放你们四天假，工资照常领，另外还给每人四天加班工资。”那个时候，工厂已经可以批一点儿加班工资了。
褚时健后来回忆说：“这些小子，包括全玉溪卷烟厂的中层干部，眼睛都盯着这台锅炉，这些车间主任、支部书记要考考我嘛，就只有这几台锅炉可以考了，这些题目都考不倒我，三天半修好了以后，他们也不想再考我了，觉得这个厂长看来还是有两下子的！他们之后不敢跟我闹了。不然他们一个个都还是老火的。”
这台锅炉从修好之后，一直到它的历史使命结束的1992年关索坝大改造，再没有出过问题。
“霸道”名声的由来
整顿进行了几个月之后，玉溪卷烟厂的境况有所好转。1980年，生产并销售卷烟34.38万箱，比上年增长了11.87万箱；税利实现了1.1844亿元，增长了9.14%；利润也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达到804万元，增长了280.14%，这可能主要得益于褚时健加强管理之后成本的降低。到了1981年，玉溪卷烟厂税利实现了1.5472亿元，增幅高达30.63%。
从外部而言，这样的成绩完全能让褚时健站稳脚跟了。而在内部，锅炉事件是个转折点。他可以腾出手来做一些动作了，说白了，就是对老班子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改组，尤其是他决定要让党委书记林某某离开玉溪卷烟厂。
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因为林某某一直在背后网罗旧部、借机夺权，也不仅因为每当玉溪卷烟厂遇事时，这位党委书记总是观望，显得深不可测，哪怕遇到因锅炉坏了而停产这种影响生产的大事，他也是手拿报纸，端着茶杯，一言不发。让褚时健决定不再容忍下去的事情是，他还拉拢了一伙人在背后告他，告到玉溪地委没人理，他们就到省里告。
为了解决厂长和党委书记之间权力平衡的问题，即谁大谁小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确定了一条模糊原则：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名义上，党委书记还是一把手，而在实际运作中，又是厂长说了算。所以，二者谁主权，谁也说不清。
当时，云南省轻工厅是玉溪卷烟厂的直接领导，林某某到了轻工厅，列举了褚时健的种种毛病，最重要的一条是：老褚脾气怪、霸道，不团结同事，职工都怕他。这样长期下去，烟厂非垮不可。他的诉求很简单，希望领导明察，并撤换褚时健。
林某某到轻工厅告状的消息传到褚时健耳朵里的时候，他简直怒不可遏。实际上是轻工厅的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褚时健：“你这个人，只顾埋头干，人家来这里告状你都不知道。”
几乎是在得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褚时健就决定摊牌。他找到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告诉他：“他老兄不但不解决妨碍生产的疑难问题，还给我设很多困难，让你拿着难办。”胡临时召集了几个地委的领导，褚时健直接对他们说：“像老林这种，每天给我找麻烦，不但不干工作还设难题。你们衡量一下，要么他留，我走；要么我留，他走。随你们选择。”
还是如此单刀直入。玉溪地委领导也几乎马上做出了决定，褚时健留下，林某某调往玉溪地区下面的通海县做政协主席，同时决定派老专员杨政华和褚时健搭班子。褚时健借机把班子里“文革”时的派系头头儿也给清理了。
由此，褚时健“霸道”的名声就传开了。
其实，当时褚时健敢于摊牌，还有一个原因，昆明市分管烟草的领导早就注意到了他，并且找过他，如果他不在玉溪卷烟厂干了，昆明烟厂欢迎他来当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