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燃情年代 (第3/3页)
娇二气。
褚时健决定找马静芬谈话，说是让她来汇报工作，实际上是想听听马静芬的想法。他想知道，这么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同志，为什么要故意做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
起先，心中抵触的马静芬直视着年轻的队长，她觉得队长一定认定她是落后分子，想教训她。可从褚时健的眼里，她看到的是真诚的关怀，马静芬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原来，从部队下来后，马静芬对地方领导的一些作风有看法，她既看不惯一些同志巴结领导、溜须拍马的风气，也看不惯有的领导任人唯亲、自以为是的作风。任性而敏感的马静芬，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对不良风气的鄙夷，于是选择了用不合作的方式表达不满。那天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双方都没有对笔者详说。只是从那天起，马静芬改变了态度，很快就成了教改的积极分子。
成家：一样的婚姻，不一样的生活
褚时健发现马静芬见解独到、工作能力强的特点后，干脆把她抽调到了工作队，在通海、元江等县参加文教改革工作。褚时健没有看错，不久，马静芬的工作就显出了成效，全区的工作队员都集中观摩了她的工作方法，马静芬当上了工作组组长。
褚时健被这个美丽、活泼、聪慧的姑娘全身散发出来的浪漫气息吸引和打动了。不解风情的褚时健，有了心动的感觉。不过，他没有往更深处想，他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好，属于家庭负担重的人。母亲死后，长兄如父，他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抚养弟妹的担子。当时是供给制，干部的收入很低，自己这么做算是理所当然，可别人呢？也愿意承担抚养、照顾弟妹的责任吗？
说实话，这是两个从生活背景到人生经历完全不同的人。褚时健干练粗犷，有着山和水的深沉和宽广；马静芬聪慧敏锐，有着花和草的浪漫与敏感。和褚时健不修边幅、土得掉渣的生活习惯不同，马静芬喜欢雅致舒适的生活氛围。从他们家保存的老照片可以看出，花季年华的马静芬穿着裙子，扎着辫子，辫子上还系着蝴蝶结。每张照片都被她精心地贴在黑色的册页上，每一页都画有花花草草的点缀。也许这所有的不同正是互相吸引的力量，褚时健把自己的心动藏在心中，没有急切地表达。对于能不能跨过这些不同走到一起，褚时健没有刻意努力，一切随心。
他们的故事和那个年代许许多多年轻人的经历没有什么两样。年轻英俊的队长经常到马静芬所在的工作组检查，见面就谈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话题。马静芬已经习惯了这种谈话，这个有着宽阔肩膀的男人，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让她感到信任和依赖。
不过，在通海时的一次谈话让一切都不一样了。
谈话是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兼宿舍的房子里进行的，室内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小床。褚时健坐在桌子的一头，另一头坐着马静芬。褚时健低沉的声音有些发干，他抓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马静芬低着头，眼睛正巧看到褚时健的手，他的手指短而粗，显得厚重而敦实，只是指甲盖好像很短，和别人的有些不一样。除了这个发现外，褚时健好像还有些不一样，想到这儿，马静芬突然有些发慌了。
“小马，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马静芬的脑子一下蒙了，她甚至听不清褚时健接下来的话，心跳得怦怦响。
1991年3月23日，马静芬平静地回忆：“谈过话后我吓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当时我还没有谈过恋爱，连想都没想过这些事。”
半年后，工作队完成了任务，两人的关系水到渠成，马静芬留在了玉溪。
1955年，褚时健和马静芬在地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第三天，褚时健没有回家，这让新婚的马静芬十分疑惑，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她很希望丈夫能给自己一个解释。谁知道，褚时健在她的再三追问下，只说了五个字：“到峨山出差。”
一种和马静芬向往的完全不一样的婚后生活就此开始。一年后，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出生了。
疑惑：“脱轨”的前兆
没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们来不及停下来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整顿一次接着一次，人们进入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完全不需要个人头脑来思考。
如果你心无旁骛，当一头埋头拉车的老黄牛，可能就平安无事。而如果你想对过往进行一下反思，对事情问个“为什么”，就可能脱离轨道。当时的组织部门大概有这样一种认识：服从，代表了一种忠诚，而忠诚是一个干部必备的品质。
褚时健不是思想者，但他是个实千者，他时时会进行质疑，这种质疑源于生活，属于本能。1950年的“征粮”、1952年的“土改”、1953年的“肃反”，他提出的意见有幸被采纳，这让他颇为自得，他认为上级组织是能听取意见、纠正错误的。他并不清楚这种出于本能、出于经验的质疑，会把自己引到什么路上。
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这场运动，风一般刮遍了全国，在云南玉溪这个不大的城市里，风力丝毫没有减弱。29岁的褚时健当上了玉溪地区政法口“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担任组长的是当时的行署秘书长王瑞亭。
玉溪政法口有六百多名干部，备单位的名单报上来一统计，“右派”有160人。这个比例让褚时健大伤脑筋。“反右”的指导性文件上有个公式：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多数，左派占人口的20%左右，“右派”大约占不到10%。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大地，恐怕没有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是按这样的比例来划定“右派”的。仅仅几个月，原先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的人，坐实了自己反党的证据，统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挨整的人和整人的人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这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终于教会了人们：没有什么该说不该说，你要想保全自己，就什么都别说。
褚时健眼瞅着自己的同事、朋友、战友一夜间成了“右派”，实在有些触目惊心。
他在向地委领导汇报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比例是不是太高了？已经有24%了。”
领导说：“有些单位报的高达25%，我们这个比例应该不算最高。”
“可毛主席说的只占5%-10%。”
“小褚，你年纪还轻，还要好好领会一下，这个文章后面还有五个字‘而情况不同’。这五个字是很关键的。”
见褚时健仍不开窍，领导不耐烦了：“好，依你说的，24%多了点儿，你去和王瑞亭商量，把比例降下来。”
组长王瑞亭和副组长褚时健研究来研究去，把他们认为明显不反党的人从名单中挑了出来，最终送出了一份八十多人的“右派分子”名单。
山雨欲来风满楼：不祥的预感
名单是送走了，褚时健心头的疑虑却更重了。他没有也不敢质疑党的政策，只是从自己的良心上迈不过这个坎儿。那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投身党的怀抱的知识分子，他们说的那些话，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他们的主观意图，真的是要反对自己的党吗？他的心头压上了一块石头。
1958年开春，名单上的这八十多人被卡车送到了位于元江河谷的红光农场劳动改造。
“反右”斗争告一段落，脚跟脚的，另一个全民运动“***”开始了，要想形容它，只能又一次用“轰轰烈烈”四个字。
7月，褚时健“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位被解除了，他的新任务是“大炼钢铁”，种“试验田”。既然是全民动员，玉溪地委会不能落后，也种了7亩冬季稻试验田，由负责人事的地委副书记和褚时健负责。
给这7亩地定产量时，褚时健综合了土地的肥、水、种、耕诸因素，一咬牙，报了个3000斤的指标。办公室主任一看，皱起了眉头：“小褚，你咋个不想想，报纸上人家都搞10000斤，我们3000斤怎么行得通？”
褚时健说：“种地我是内行，一亩地能产多少，我心里有数。我们玉溪海拔一千多米，冬季不种稻子，平常年景，一亩地也就八九百斤，我报3000斤都是冒险了。”
主任还是摇头：“跃进，什么叫跃进？我明白，10000斤绝对是吹牛，能不能报个5000斤？我们搞的是试验田。”
5000斤的目标是报上去了，但它的结果如何，两人心知肚明。冬天气温低，稻子连穗儿都长不出来。褚时健看着自己的地，实在想不清楚，人家的一亩地几万斤是怎么搞出来的。他记得报纸上的文章名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配发了照片。
褚时健说：“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真正有自己的看法了，干任何事情都有规律，要讲道理，不按规律乱来，是要出问题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褚时健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后院灭火，前厅失火
马静芬这时在玉溪大庄街小学当老师，虽说到玉溪城只有十里地，但两人都忙，见面的时间并不多。孩子这时已经一岁多了，由外婆带着住在城里。
马静芬一个人住在乡下的学校，白天忙忙叨叨顾不上想自己的事，可到了夜里，她感到深深的寂寞。细细想来，结婚已经三年了，两口子几乎没有过面对面谈心的时候。褚时健总是在忙，回到家里，反倒很少说话。开朗活泼的马静芬，在褚时健这里碰撞不出火花，很多时候，他就像一块岩石，没有情感的岩石。
结婚后的点滴小事，就像电影一样从她眼前一幕幕闪过：
怀孕的时候，她的反应比一般人强烈，吐得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一天中午，她下班回来，看见门口有卖鱼的小贩，回家告诉褚时健说：“你去买点儿鱼，我想吃鱼煮萝卜丝汤。”正在午休的褚时健翻了个身，说：“吃哪样吃？现在大家都吃食堂，你咋个吃不得？”她的眼泪当时就涌了出来，可气的是，褚时健浑然不知，接着睡自己的觉。
再有，自己工作上碰到困难受了委屈，和他讲讲，可他对妻子的絮絮叨叨毫无兴趣。
女儿这么大了，他连抱都很少抱，更别说带着全家去哪里玩玩……
马静芬越想越觉得褚时健骨子里就缺少温情，她开始怀疑，自己找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吗？
说起来，她的质疑也有些道理。褚时健在情感上是个粗线条的人，他很少从女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从来不知道，一个女人，身体不好，带着孩子，工作遇到难处，会多么渴求丈夫的关爱。直到有一天，他接到妻子的来信，马静芬信中写道：“我的入党转正被停止了，我成了落后分子，为了不耽误你，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褚时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从来没有想到妻子会在入党问题上碰到难关，也没想过夫妻为了这样的问题选择分手。这封信让他明白，他忽视自己的妻子太久了，而他的妻子现在需要他。
他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工作，直奔大庄，和马静芬进行了一次长谈。
长谈涉及了什么，褚时健没有透露，但肯定没有马静芬需要的温情。因为直到1991年3月23日的采访中，马静芬还明确地表示：“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懂他的情感世界。”
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很清楚，她有一个情感线条太粗的父亲和一个细腻敏感的母亲。她说，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观察和理解。
不管有没有温情，褚时健家的后院之火总算扑灭了。可在他前面，一次酝酿已久的大火几乎将他吞没。
“列车”脱轨：最后的“右派”
1958年12月，在全国“反右”斗争已近尾声时，褚时健被宣布为“右派分子”。褚时健记得，当时县团级干部属省上管，他的“右派”通知是从省里发出的。
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一个急刹车，最可能的结果是脱轨。褚时健脱离“轨道”的日子到了。
他火速赶往大庄，交给妻子一个几百元存款的存折，告诉她：“这是你和映群今后的生活费，一定要收好。”
马静芬从丈夫铁青的脸上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可她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央求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告诉我。”
褚时健说：“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你们母女两个要好好过。”
褚时健匆匆告别了妻女。他还要和一个人告别，那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堂兄褚时俊。
他赶到昆明，见到在省电力局工作的堂兄。
褚时俊听到这个消息无比震惊：“你不是‘反右’领导小组的吗？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褚时健也在问自己。在被正式宣布为“右派”之前，他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可能没想过。但这个疑问，只有自己琢磨，没有人会告诉他。那时候，人与人不能敞开心扉，人对人不能毫不设防，别人帮不了你，就像你无法帮别人。但这天晚上，对着自己的堂哥，褚时健终于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褚时健分析，自己“中枪”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那个“右派分子”百分比。别的单位那么高，怎么你们搞的反倒降低了呢，这不是同情“右派”是什么？
听着堂弟的话，褚时俊心头一阵阵发凉。这个搞学生运动时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
褚时健说：“我堂哥从小生活条件优裕，后来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又是技术型的干部，各种运动都没受过什么冲击，对底层社会的了解并不多。我跟他讲的事情，让他很吃惊。他劝我，说党的政策肯定是好的，只是执行的人出现了偏差，这种情况可能是个别的，要想开些。他还要我相信党，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
那一夜，兄弟俩没有睡觉。褚时健说：“我们两个一夜到天亮都在说话，第二天，我就到元江了。我们兄弟中，我和他的关系最好。他有才华、能力强、能说能干。我当‘右派’的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已经是电力局局长的后备人选了。但他实践经验不如我，不了解党的运动。记得当时我和他谈起‘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时，他认为，共产党的胜利，就在于发动广大群众参加人民战争。我告诉他，我在实际斗争中的体会是，人民战争要人民自愿，人民得了利益，才有积极性，才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褚时健走了，带着堂兄的嘱托，踏上一条未知的漫漫长路。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一顶后补的“右派”的帽子落到了褚时俊头上。他被解除职务，下放到阳宗海发电厂。
“他小时候没吃过苦，身体不如我结实。下面太艰苦，没有粮食吃，他得了肝炎，没有营养又没有药治，不到半年就死了，死的时候还不到36岁。”
这是褚家出来闹革命的五兄弟中第四个倒下的。之前堂弟褚时杰早在部队迸藏的途中就牺牲了。
几十年后，褚时健语气平淡地说：“这下，我们几兄弟就单剩下我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