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燃情年代 (第2/3页)
叛匪联合，偷袭了乡政府。周兆雄身负重伤，而这位姓朱的干部则被黄庆华拉走，最后被袭身亡。
情况紧急，周兆雄派褚时健的弟弟褚时候进城求援，报告乡政府被袭、枪支弹药被抢的情况。19岁的褚时候当时在滇越铁路跨江大桥大花桥警卫班当战士，这段时间正好抽到征粮队工作。他装作捡粪的农民躲过了叛匪，找到了县政府。当时华宁全县的局势严峻，县里抽不出入力驰援糯禄，只好指示周兆雄等人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先隐蔽起来，等待解放军剿匪部队救援。
褚时候返回糯禄乡，向周兆雄转达了上级的意见。周兆雄看乡里也不安全，让褚时候也出去避一避，褚时候决定返回自己所在的大花桥警卫班。临别时，周兆雄一再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多个心眼儿，情况不对的话就赶快到乡里来。
褚时候并不知道，警卫班的班长已经决定参加叛乱了，据说是因为他的父母在乡下被人捆起来索要公粮。他这一回去，等于落在了叛匪手里。他昔日的战友把他五花大绑起来，逼他参加暴动。褚时候只有一句话：“我的几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我绝不当叛匪。”
“我绝不当叛匪”成了褚时候留给亲人最后的话。当天晚上，警卫班参加暴动的人员带着褚时候和另一个不愿参加叛乱的战士一起沿铁路撤退，准备到西山和暴动的土匪会合。此时，解放军的护路部队已经发现了匪情，一路追踪而来。叛匪逃到大桥上，过了桥就要爬山了。他们觉得带着褚时候不方便，便把五花大绑的褚时候从几十米高的糯租大桥上扔进了南盘江。知道褚时候水性好，叛匪还残忍地砍断了他的手和脚。
褚时健回忆：“那是1950年7月份，我记得当时南盘江涨水，水大得不得了，他那时刚刚19岁……现在玉溪东风水库烈士纪念碑上，还刻着褚时候的名字。”
当天晚上，杀害褚时候的叛匪就被剿匪部队歼灭了。周兆雄得到了褚时候牺牲的消息，他不敢告诉闻讯赶来寻找儿子的褚王氏，只是托人带信，让褚时健赶快回来。
悲痛欲绝的褚王氏知道儿子是从铁桥上被扔进了江里，她站在高高的铁桥上，向着江流一遍遍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没找到儿子的遗体，母亲不相信儿子已经离开，她沿着南盘江边一路寻找，一直走了很远。
褚时健回忆：“我妈妈沿着江边寻找，一直找到开远这些地方。这条江是从曲靖发源的，从我们这里下去，一直到开远，又向北转过来，到师宗、罗平，又绕回来，才出百色，从广西流到广东。雨季水最大，到哪里去找？所以小弟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谈征粮经验：果真有一套办法
儿子的惨死将这个操劳半生的母亲彻底打垮了。见到匆匆赶回来的大儿子褚时健，母亲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只有疲惫和悲伤。面对憔悴的母亲，褚时健想不出任何安慰的话语。
当时的形势由不得褚时健待在家里，征粮任务如泰山压顶。华宁县的负责人听说褚时健在宜良的征粮工作进展顺利，要求他留在华宁负责一个区的征粮，并告诉他：“组织关系我们去给你办。”褚时健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新的工作地点，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干工作，一点儿也不会讲条件。”
褚时健搞征粮，果真是有一套办法。他和队员们说：“征粮首先要确定每家该交多少公粮，田地就在那儿，走不了，拿尺子拉着一量就出来了。所以关键是要确定亩产是多少。”队员们反映，农户不讲道理，你要他们自己讲，他们说每亩只收300斤。褚时健笑笑：“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户的脾气我摸得清，我来和他们谈。”
褚时健和农户怎么谈呢，队员们很好奇。褚时健对农户说：“你说一亩只收300斤粮，你哄人是哄不过去的，我种过地，我知道，你们这个田，八九百斤粮应该收得到。”
见农户不反驳，褚时健接着说：“如果我给你定900斤，可能你们的口粮就紧了，要饿肚子；定600斤，那么我的任务完成不了。我给你们定成700斤，你们的口粮绰绰有余，我们的征粮任务也可以完成，这个情理上说得通。你们看怎么样？”
农户一听，觉得这个标准定得合理合情，同意了。到了规定交粮的时间，农民把粮食都交了上来，褚时健小组的征粮任务又一次顺利完成。
县里的领导听说别的组还不知道粮食在哪里，褚时健小组的粮就已经入库，就让他给大家谈谈经验。
褚时健结合实际，讲得有声有色：“做群众工作，要讲得出道理来，你说征粮重要，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说，他的肚子更重要。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任务，他要保证他的肚子不饿。他要拼命地报低，你要拼命地争高，僵持着，只会把事情搞僵，朱同志的事情就是个教训。我说，我们做工作不能这样，双方协商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各方的需求要平衡一下，单顾我不行，单顾你也不行，合情合理，大家才好接受。”
“共产党的反对者是存在的，但农民不是政府的对头，不要逼他们。我们打游击，没有当地老百姓的帮助，我们也活不下来。做事情要讲个情理，就是平衡各方的利益，对大家都有好处，事情才能办成。比如说，老解放区已经搞了‘土改’，农民分田分地，这是基础，用土地争取了农民的支持，农民要保卫胜利成果，这才会有推着小车送军粮的事情。你们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据褚时健回忆，县里有关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各地征粮组的工作方法有所调整。指标定高的压了下来，农民接受了，全县的任务也完成了。
就在这时，褚王氏因背上的毒疮发作，离开了人世，时年47岁。
新区长上任
褚时健正在为刚拉开帷幕的“清匪反霸”工作没日没夜地忙碌，突然得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他像当头挨了一棍，眼前一片漆黑。要知道，母亲的离世和弟弟的牺牲，仅仅相隔了几个月时间。
等他赶回家时，母亲已被舅舅家草草埋葬。妹妹时英和小弟时佐暂时寄居在舅妈家。
组织上决定把他调回青龙区工作，一来青龙区需要褚时健这样既有能力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青年干部，二来他可以照顾成为孤儿的弟弟妹妹。
褚时健到舅妈家接弟弟妹妹，决定自己抚养他们。在舅妈家，他遇见了王兰芬。几年工夫，小表妹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上过学，此时也参加了工作。
妹妹褚时英告诉他，母亲临终前还牵挂着大儿子的终身大事。听到褚时英的话，褚时健扭头看了看表妹，王兰芬低着头走进了里屋。虽然双方父母都希望两人走到一起，但两个年轻人心里明白，这辈子他们注定只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兄妹。
弟弟妹妹虽然住到了区委，褚时健却没有工夫管他们，他买好了饭票交给稍大一点儿的时英，此后，就由她带着弟弟，到食堂打饭、到学校上课、回家做作业。褚时健的全部热情和时间，都用在了交给他的一件件任务上。
“1950年是征粮。1951年完成征粮以后，就开始‘减租退押’，到1952年就搞‘土改’了。就是这个时候，我调到了盘西区当区长。”
办事都要讲情理
说起来，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几年，被称为“天翻地覆”是名副其实的。过往的一切都被颠覆，包括价值观和认识论。面临种种变化，人人都在努力适应，生怕被洪流冲到岸边，成为被革命的对象，褚时健也不例外。他家有三亩好田、十几亩薄地，虽说生活不富裕，连自己上学的费用都要靠假期烤酒来赚取，但比起没有地的农民，明显又好很多。定成分的时候，客观点儿是富农，搞不好还定个地主。褚时健把弟妹们带出来时，除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什么都没拿，图个清白。
褚时健这么做并非没有道理，在已经开始的“减租退押”和紧随其后的“土改”运动中，政策执行者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斗争的形式。斗争极端的地方，吊人、沉塘、假枪毙……都出现过。
褚时健带领的工作组有四十多号人，其中有一个叫张贵仲的队员，是个“二杆子”。群众揭发说一户地主家有一百两黄金，他不调查，立马就逼地主交出来。地主喊冤说：“我哪里有这么多金子，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一百两金子。”张贵仲不信，非逼着地主交，领着地主去山洞里找藏起来的宝贝。地主没有，就想跳山洞求死。没承想跳下去没有死，又被工作组抓住。晚上，张贵仲把地主捆在柱子上，拿了一扇农民磨面的石磨吊在他的脖子上。张贵仲说：“明天早上我来看，再不认，我就枪毙你。”第二天早上，一打开门，那个老头精神抖擞地说：“谢谢共产党了，我一辈子还没有挂过这么大的牌牌。”张贵仲急了，又拉出去假枪毙。这样搞来搞去，地主也不怕了：“大不了就是个死，你们什么都拿不到。”
听说了这个情况，褚时健皱起了眉头。他知道，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人们往往喜欢把事情搞过火，认为这样就是党性强、觉悟高，生怕人家说自己同情地主。褚时健对张贵仲说：“实事求是地讲，他有一万块钱，能拿出九千元，就很不错了。但是他有一万，你要他交十万，他拿什么交？一百两黄金，像这样的乡村地主不太可能有，你们这种做法搞过火了。过火的后果，就是工作的阻力更大，反对我们的人会更多。”褚时健找这个地主谈话：“你说没有一百两，我相信。那你有多少，能交出多少，你自己说。”后来，这个地主交了十两。
褚时健说：“我们那个时候，对党是五体投地地信服。当时的政策就是要地主交出浮财，交出多余的土地，这是政策，我们不能质疑。只是在具体工作中，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能过分，地主也是人，要吃饭，他也要有土地嘛，也要发新地契，让他们自食其力才对。我们打破旧世界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不能搞成新的不公平。”
盘西区有一个村叫小龙潭村，共有一百多户人家。1952年年底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工作时，新上任的区长褚时健搞调研，到了这个村子。他发现田间地头没有一个干活儿的农民，就想和村民们谈谈，土地分了之后该如何发展生产。可等了半天，也没人来见他，上街去找，农户看见他就绕着走。褚时健心生疑问，这是怎么回事儿？他找到了村干部。村干部说：“我们这个村子全部被定为反革命了，门都不敢出，哪个敢来见你？”褚时健很吃惊：“怎么一个村子全是反革命分子，这不太可能吧？”他一了解才知道，搞“肃反”的工作组认为，既然一贯道是反动会道门组织，那么凡是参加了一贯道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小龙潭村的村民的确都参加了一贯道，这个结论就是这么来的。
褚时健听出了问题，农民嘛，总要种地，日子才能过，现在连地都不敢种了，还怎么活？褚时健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判断，一个村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如果把一个村的人都定为反革命分子，那就是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了，这个评判标准肯定有问题。他急忙到县里反映，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县里领导很重视这个意见，派县公安局的同志和他一起下去，重新甄别。最后，只有一贯道的坛主被定为反动会道门头目。这样一来，群众才敢接触工作队干部，开始了春耕秋收。
“我们这些工作完成得不错，关键是什么？就是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还是那句话：办事情要讲情理。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政策观念都应该是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如果说多数人都是我们的对头，那就要怀疑我们自己了。”
当时，有发现问题的眼光，而且还敢讲出来，并且有能力去解决问题的年轻干部可算是凤毛麟角。县里的领导认为，小褚是个朴实肯干、工作能力强、办法多的好苗子。就在这段时间，参加革命已经五个年头的褚时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3年，褚时健被组织上送进云南省党校学习，再一次走进了课堂。
如果没有1957年那场运动，时光造就的大概会是领导干部褚时健，而不是一个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褚时健了。很多年之后，当人们开始反思所经历的一切，开始从人性的角度解析人的命运时，有人这么评价他：这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有成为悲剧人物的性格特征，性格即命运。
“不适合”谈恋爱
褚时健像上了发条一样地工作，以至回忆起当年，脑中浮现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说：“1954年至1958年，在玉溪蹲机关，先在地委宣传部管过人事，后又在行署当过人事科长。这些工作都是与人打交道，我一直认为自己善于和别人相处，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感到和人打交道的不容易。”
在褚时健看来，蹲机关是件难受的事，因为接触基层少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所谓的蹲机关，并没有办公室里一杯茶一份报的清闲，真在机关大院里的时间很少。几年间，褚时健担任过多次工作组组长，在玉溪所属的各县区间奔波。
翻看那时褚时健的照片，精悍瘦削，一双鹰目，一对剑眉，显得英气勃勃，这样的年轻人怎么会不谈恋爱呢？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时代大背景中，也有温馨浪漫的空间。那时，年轻人穿布拉吉、跳交谊舞、唱苏联歌，这样的氛围足以催生绚烂的爱情花朵。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物质条件的匮乏并存之际，反而使得爱情更为纯粹，这一点，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都有体会。
这段时间，褚时健身边出现过两个姑娘，是不是爱情，褚时健说不清楚。他就是这样的人，既不善于捕捉自己细腻的情感，又不长于发现别人情绪的变化，更不习惯细腻温柔地去表达。因此，他认为自己“不适合”谈恋爱。
遇见人生伴侣——马静芬
1954年，在呈贡县当教改工作队队长时，他又遇到了一个姑娘。他们的相识一点儿都没有浪漫色彩。
听取县文教局的汇报时，“马静芬”这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县中心小学的一名女教师，在汇报中被当威了不听话、不服从管理、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典型。
果真，工作组进校的时候，中心小学的所有教职员工悉数到场，这个“马静芬”缺席了。她请假到昆明看病，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归队，理由很简单：玩去了。
褚时健见到马静芬的时候，这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根本没把黑不溜秋的工作队队长放在眼里。马静芬是从边防局下到地方的，她身上有着明显的洋学生味道，当时称为“小布尔乔亚”，现在叫“小资”。
褚时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姑娘。以他的工作经验，一个从部队转业的同志不应该无视组织纪律呀，莫非有其他原因？他没有贸然攻破这个“堡垒”，而是采取了侦查摸底的方法。每天政治学习的时候，他都到马静芬所在的组里，不出声，坐两个小时就走。这个过程中，褚时健对马静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马静芬出身于富裕人家，父亲是银行的高管，原先在武汉，后来回到家乡，在昆明兴文银行当襄理。马静芬中专毕业后参了军，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县里当了小学老师。这样的背景造就了她率真、调皮、敢说敢做的个性，当然还有工农干部身上没有的自视清高和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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