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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见证风雨二十年 (第1/3页)
先燕云
写褚时健是我这一生无法逃避的责任。
这种意识最早出现在1991年。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红塔山笔会的成员,在玉溪卷烟厂这个当时蜚声海外的明星企业盘桓了半月。笔会结束之后,送走了北京来的一批知名作家,我返回玉溪卷烟厂,完成冯牧团长交代的任务,给5月1日出刊的《中国作家》写一篇一万三干字的报告文学,这时已是4月24日。两天的采访,褚时健和他的家人第一次带我进入了他们的人生。当时昆玉高速正在建设当中,昆明到玉溪需要大半天,刨除来回的时间,我只有两天用来写作。4月29日,他到北京参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颁奖会之前,我在玉溪卷烟厂昆明办事处把我连夜赶出的稿件交给了他。我不能确定他对我的文稿是否认可,因为他一直是以企业家的形象面对媒体,从不谈及个人情感经历和家庭,而我的文章标题叫《太阳般的汉子——褚时健的情感生活》。
借他与别人谈工作的时间,他的夫人马静芬先看了文章。褚时健拿着文章进里屋以后,马静芬看着我,眼神里透着担心:“文章是好文章,只怕通过有点难。”这是她第二次对我说这话。4月23日晚,我在采访褚时健前夜,先拜访了她和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她对我说:“你要写的东西难,到目前为止,连我都不了解他的情感世界。”
在期待和担忧中,褚时健出现了,他一手拿着稿件,一手拿着眼镜问我:“你多大了?”见我愣怔,他补了一句:“我不知道你这么年轻,怎么会懂得我们。从今天起,我们就算是忘年交了。”
我当时无法预知,这句话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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