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百年 (第3/3页)
人大常委，后来是全国政协副**。同时，又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但他已经不能参与会议了，多数时间在病房里度过。
有一次我到华东医院看他，正好是他吃中饭的时间。护士端上饭菜，李小林把他的轮椅摇到小桌子前。他年纪大了，动作不便，吃饭时还要在胸前挂一个围兜。当着客人的面挂一个围兜独自用餐，他有点腼腆，尽管客人只是晚辈。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饭菜，以及他今天的胃口。医院的饭菜实在太简单，他很快吃完了。李小林去推轮椅，他轻轻说了一句四川话，我没听清，李小林却笑了。临走，李小林送我到门外，我问：“刚才你爸爸说了一句什么话？”
“爸爸说，这个样子吃饭，在余秋雨面前丢脸了！”
我一听也笑了。
“这里的饭菜不行，你爸爸最想吃什么？”我问。
出乎意料，李小林的回答是：“汉堡包，他特别喜欢。”
“这还不容易？”我有点奇怪。
“医院里不供应，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买。”李小林说。
“这事我来办。”我说。
当时我正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学院就在医院附近。我回去后立即留下一点钱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每天帮我到静安寺买一个汉堡包送到医院。
但是，我当时实在太忙了，交代过后没有多问。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只送成两次。不久，巴金离开医院到杭州去养病了。
而我，则已经辞职远行，开始在废墟和荒原间进行文化考察。
考察半途中，在小旅店写下一些文稿。本打算一路带着走，却怕丢失，就想起了一扇大门。
夕阳下的武康路，一个不知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信箱。巴金和肖珊一次次抢着伸手进去摸过，总是摸出一卷卷不忍卒读的报纸。女主人的背影消失在这个门口，我悄悄推门进去，却听到了苍凉的《神曲》……
我决定把稿子寄给这扇大门，寄给这个信箱。巴金依然主编着《收获》杂志，他病后，由李小林在负责。李小林对文学的判断力，我很清楚。想当年，在张春桥刚刚讲了枪毙不枪毙巴金的凶恶言语之后，我去看她和她的丈夫，只能小声说话。她居然不屑一顾地避开了张春桥的话题，郑重地向我推荐了苏联新生代作家艾特玛托夫的新作，而且从头到底只说艺术，说得那么投入。
我有信心，她能理解我这些写于废墟的文字，尽管在当时处处不合时宜。
有时回到上海，我直接把稿子塞到那个信箱里。通常在夜间，不敲门，也不按电铃。这是一项有关文化的投寄，具体中又带点抽象。不要说话，只让月亮看到就可以了。那时武康路还非常安静，安静得也有点抽象。
这项投寄，终于成了一堆大家都知道的书籍。
这一来，这扇大门、这个信箱、这座庭院，又要再一次展示它揭示过、承受过的逻辑了。先是棍子横飞，后是谣言四起，对着我。
但是，由于我目睹过巴金的经历，居然能在大规模的诽谤中含笑屹立，不为所动。
然而，巴金老人本身，却不能含笑屹立了。
他甚至说，自己不应该活得那么久。
他甚至说，用现代医学来勉强延长过于衰弱的身体，并非必要。
他甚至说，长寿，是对他的惩罚。
八
在衰弱之中，他保持着倾听，保持着询问，保持着思考，因此，也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东西，那就是忧郁。
忧郁？
是的，忧郁。说他保持别的什么不好吗？为什么强调忧郁？
但这是事实。
他不为自己的衰弱而忧郁。忧郁，是他一辈子的精神基调。从青年时代写《家》开始就忧郁了，到民族危难中的颠沛流离，到中年之后发现棍子，经历灾难，提倡真话，每一步，都忧郁着。
冰心曾劝他：“巴金老弟，你为何这么忧郁？”直到很晚，冰心才明白，巴金正是在忧郁过程中享受着生命。
在生命行将终结的时候，他还在延续着这种享受。
他让人明白，以一种色调贯穿始终，比色彩斑斓的人生高尚得多。
我曾多次在电话里和李小林讨论过巴金的忧郁。
我说，巴金的忧郁，当然可以找到出身原因、时代原因、气质原因，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一些。忧郁，透露着他对社会的审视，他对人群的疏离，他对理想和现实之间距离的伤感，他对未来的疑虑，他对人性的质问。忧郁，也透露着他对文学艺术的坚守，他对审美境界的渴求，他对精神巨匠的苦等和不得。总之，他的要求既不单一，也不具体，因此来什么也满足不了，既不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也不会甜言蜜语、歌功颂德。他的心，永远是热的；但他的眼神，永远是冷静的，失望的。他天真，却不会受欺；他老辣，却不懂谋术。因此，他永远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剩下的，只有忧郁。
他经常让我想起孟子的那句话：“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孟子·离娄下
》）
忧郁中的衰弱老人，实在让人担心，却又不便打扰。
我常常问李小林：“你爸爸好吗？最近除了治病，还想些什么？你有没有可能记录一点什么？”
李小林说：“他在读你的书。”
“什么？”我大为惊奇，以为老同学与我开玩笑。
“是让陪护人员在一旁朗读，不是自己阅读。”李小林说。
我仍然怀疑。这位看透一切的老人，怎么可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读我或听我的书？而我的书，又总是那样不能让人放松，非常不适合病人。
终于，我收到了文汇出版社的《晚年巴金》一书，作者陆正伟先生，正是作家协会派出的陪护人员。他在书中写道，进入九十年代后，巴老被疾病困扰，身体日趋衰弱，却喜欢请身边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尤其是听发表在《收获》上的文章。其中，“文化大散文”深深吸引住了巴老，“他仔细地听完一篇又一篇，光我本人，就为巴老念完了《文化苦旅》专栏中的所有文章”。
陆正伟又写到他为巴金朗读我的《山居笔记》时的情景——
巴老因胸椎压缩性骨折躺在病床上，我在病室的灯下给巴老读着余秋雨发表在《收获》100期上的“宁古塔”。当我读到康熙年间诗人顾贞观因思念被清政府流放边疆的老友吴兆骞而写下的《金缕曲》时，病床上的巴老也跟着背诵了起来。我不由放下书惊叹地问巴老：“您的记忆力怎么会那样好？”巴金说：“我十七八岁在成都念书时就熟读了。”他接着又说了一句：“清政府的‘文字狱’太残酷了！”
我坐在边上，望着沉思不语的巴老，心想，巴老早在七十多年前读过的词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诵下来，那么，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浩劫又怎能轻易地从他心中抹去呢？
到底是巴金，他立即就听出来了，我写那段历史，是为了揭露古代和现代的“文字狱”。因此他听了之后，便“沉思不语”。他在“沉思”什么？我大体知道。
但是，让我最感动的是，陆正伟先生说，巴金在听到我引述的《金缕曲》时，居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使朗读的人“不由放下书惊叹”。
古人匍匐在死亡边缘的友情企盼，巴金在十七八岁就熟读了，而在七十多年后还脱口而出，可见这也是他自己漫长一生的友情企盼。我不知道他在灾难深处是不是多次背诵过这些句子，但可以相信他也是靠着友情企盼来回答灾难的。
终于，巴金越来越衰弱，不能背诵但丁，不能背诵顾贞观了。当然，也不能再听我的书了。
谁都知道，一个超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即将画上句号。但是，这个生命太坚韧了，他似乎还要忧郁地再看一眼他看了百年的世界。
就在这时，我们突然有点惊慌。不是怕他离去，而是怕他在离去之前又听到一点不应该听到的什么。
九
在巴金离世之前，在他不能动、不能听、不能说的时刻，一些奇怪的声音出现了。
我为一个病卧在床的百岁老人竟然遭受攻击，深感羞愧。是的，不是愤怒，而是羞愧。为大地，为民族，为良心。
我为百岁老人遭遇攻击时，文化舆论界居然毫无表情，深感羞愧。为历史，为文化，为伦常。
仍然是李小林转给我的一些报刊复印件，都是刚刚发表的。
那些文章正在批判巴金“是一身俸两朝的贰臣”，指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都活着。
那些文章又批判巴金“一天又一天的收获版税银子”，其实谁都知道，巴金把全部稿酬积蓄都捐献了。
对于当年张春桥扬言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今天的批判者说，是因为巴金与张春桥有“私人纠葛”。这就一下子暴露了批判者的政治身份，他们其实是张春桥、***这些老式“棍子”的直接后裔。
对巴金在《随想录》里的自我反省，他们说，这是“坦白坯子”、“欺世盗名”、“欲盖弥彰”、“虚伪毕现”、“伪君子”，甚至用通栏标题印出这样的句子：“巴金不得好死”。
总之，这些人集中了想得到的一切负面成语，当作石块，密集地扔向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
我觉得现在这些“传媒达人”比当年的造反派暴徒还恶劣万倍，因为当年的暴徒向巴金进攻时，他才六十岁，而今天向他进攻时，他已一百岁。
世界上任何黑帮土匪，也不可能向一个百岁老人动手。今天的中国文化传媒，怎么反倒这样？这么一对比就不禁让人惊讶：这种滔天的深仇从何而来？
我认为，滔天的深仇、反常的进攻，全都来自于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因此，轻言“‘文革’早已过去”、“‘文革’不会再来”，还为时过早。你看仅仅在文化人中间，还埋伏着这么多“文革”式的地雷，时时准备爆发。他们中的一部分，现在又多了一重“异见人士”的身份。其实这些人物的“异见”，是主张重新返回“文革”，而他们的言谈举止，早已彻底返回。
对于这种人，最早反击的倒是身在海外的刘再复先生，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写道：
现在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化名攻击巴金为“贰臣”，这些不敢拿出自己名字的黑暗生物是没有人格的。歌德说过，不懂得尊重卓越人物，乃是人格的渺小。以攻击名家为生存策略的卑鄙小人，到处都有。
刘再复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没多久，那些人物已经不用化名了，而是在中国的文化传媒界大显身手，由“黑暗生物”变成了“光明天神”。
你说，巴金能不忧郁吗？
忧郁的不仅是他。当百岁老人终于闭上眼睛的时候，这批人比他出生的时候更威风，比他受难的时候更嚣张，而且，社会对他们完全无力阻止，反而全力纵容。你说，历史能不忧郁吗？
十
失去了巴金的上海，好像没缺少什么，其实不是这样。他身上所带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抽离，城市却失重了。何况，跟着先后走了的，还有黄佐临，还有谢晋，还有陈逸飞……
上海永远不会缺少文化人，也不缺少话题，也不缺少名号。缺少的，往往是让海内外眼睛一亮的文化尊严。这种尊严来自于高度，来自于思考，来自于忧郁，来自于安静，因此看起来与喧腾的市声格格不入。
就像鲁迅不是“海派”，章太炎不是“海派”，巴金也不是“海派”。但正是这种看起来“不落地”的存在，使这座城市着实获得过很高的文化地位。
一座普通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地上有多少热闹的镜头；一座高贵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天上有几抹孤独的云霞。
在热闹的镜头中，你只需要平视和俯视；而对于孤独的云霞，你必须抬头仰望。
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句格言：“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云。”
我借此给星云大师开起了玩笑：“您看，连他都在看您！”
我这个玩笑开在去年冬天，当时我陪着星云大师去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星云大师一听就笑了，说：“那星云不是我。但是，能学会仰望就好。”
可惜在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睥睨万物，很少有人会抬头仰望。
因此，出现了太多高楼的城市，反而低了。
李小林来电，说她要搬家。那个庭院，将成为一个纪念馆，让人瞻仰。
这是好事，但我一时不会进去参观。太多的回忆，全都被那扇带着信箱的朝西大门，集中在一起了，我怕看到很多好奇的目光把它们读得过于通俗。
武康路仍然比较安静，因此在夜间，这个庭院还是会显得抽象。没有了老人也没有了家人的庭院，应该还有昔日的风声和虫鸣吧？
那就先写下这些文字。去不去看一看，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