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烟王陨落（下） (第3/3页)
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那一身雪白的西服，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法不容情，不管是什么人，多高的职位，有过多大的贡献，触犯了法律，就会受到制裁。这是法制社会中人人都明白的道理。马军的辩护词充分肯定了这一基本原则，不过他超出了法律的范畴，从社会学、国家政策、国家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意见。
他在辩护词中说道：
第一，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五十年来，作为其主力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及他们的领导——企业家们，在我国所处的法律地位是什么？虽然我国有《企业法》等规定，但一方面，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j另一方面，《企业法》的主要作用和性质不是解决企业法律地位的，更主要是对企业行为进行规范，是对企业实行的一种法律制约。否则，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事？为什么有的领导、有的部门就可以随便调取、占有甚至强占企业的财产？又为什么企业的领导者可以被行政机关随意调换，其权利被侵害？第二，我国企业家的政治地位又是什么？虽说在我国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但由于长期以来在确定国有企业家的政治地位时是以“相当于厅级、副厅级，相当于处级、副处级”来定的，这体现出企业和企业家对政府部门的一种依附关系。但是，政府部门真的把他们当主人了吗？你们实实在在、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做了些什么？第三，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的经济地位，是一个五十年来都没有认真彻底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及企业家的劳动力价值怎么体现？在我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像褚时健这样一个企业家（玉溪卷烟厂17年税利总额800亿，17午全体干部职工的分配为5亿，分配此例为0.625%，褚时健个人17年的全部收入总和为80多万，个人收入此例是十万分之一），他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甚至赶不上一个影星一次广告的收入，赶不上一个歌星的两次出场费。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分配方面怎样真正贯彻江***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任务，做到实实在在地按劳分配，实行劳动力价值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的分配体制，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国企及企业家的合理分配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国企及企业家命运的问题，也是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大问题。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1998)云高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以褚时健犯贪污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的《中国律师》杂志1999年第3期上，有这样一篇文章，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份判决书拍案叫好。文章说：首先，这份判决书好就好在将“经审理查明……”改成了“本院评判如下……”，这不仅仅是几个字的简单改动，它意味着我们的法院终于摆正了自己在司法过程中的裁判位置，开始用一种尽可能平等的、客观的、公正的眼光来对待控辩双方……其次，这份判决书好就好在敢于将控辩双方的证据及质证意见一一列举评述，真正做到了一证一质一辩一认……其三，这份判决好就好在敢于坚特无罪推定原则，敢于否认公诉机关证据不足的指控……其四，这份判决好就好在将“本院认为”建立在对证据的理性分析和对法理的详细阐述上……
走下“烟王”的神坛
法庭上的一切都过去了，褚时健被正式收入云南省第二监狱，成了一名服刑人员。
1月25日晚，我通过朋友的关系，进入他在监狱的居住地，这是在二监图书室四楼上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
见褚时健从小屋里出来，我一时有些语塞，只轻轻叫了一声：“爸爸。”这是两年前我对他的承诺。
听到这声称呼，褚时健的眼角湿了，他用手背抹去了泪水。问我：“你看了那本书没有？他完全是乱说。”言语间有些激动。
我矢口道他说的是哪本书，我问：“谁给你的？你完全不用管它。”他告诉我，书是张启学给他带来的，他生气是因为想不到朋友也会干这种下三滥的事隋。
我说：“这不就明白了，这个朋友是假的，不用生气的。”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两午后第一次交谈，他精神尚佳。对造谣的人充满愤慨，得知他是刚看完那本书，可以理解。我劝说他什么也不用多想，保重身体，调整心态，功过是非由人评说。
我每个月有两次去看他的机会，都是到监狱门口换车，和别人同去，其中最多的是和丁学峰。因为我不是褚时健的亲属，又是一个媒体人，不借助别人的便利，我自己很难申请到探视机会。每次见面都是在图书室，他是图书管理员。时间有限，我们从不谈及他的案子。谈些什么，我在日记中偶有记录：
3月19日，看望老头，时间较长，谈话也多一些。谈到云南烟草业出现的变化，“红塔山”开始积压，味道到底变了没有，给国家的税收有没有减少，对烟农的政策有没有改变等等。图书室里有十几盆花，都是别人新送来的，他住进来后，有许多人来送东西，图书室有好几个书架，都是刚送来的新书。有历史的、政治的、文学的，还有金庸全套的武侠小说，看来送书的人，很懂江湖规矩。老人说几天前病了一场，重感冒，全身发软，胃口不好。
6月8日，星期二。见老头，他前一天出现高血压，低压90mmHg，高压160mmHg，感觉很差，监狱安排星期六请医生来看。谈了何小平的官司，老头感慨，半天没说话，让我转告她，不是什么大事，看开些，今后好好过日子。回家后给小平打电话，转达老头的话，小平哭了，说在等待结果。
有时候我去时，还有别的客人，我就坐到一边等一会儿。记得有烟草公司的，说了玉烟现在的情况，“红塔山”的质量出现一些问题。来人说：“这是你的品牌，你要想想办法。”褚时健轻轻说了句：“这不是我的品牌，是你们的，你们要想办法才对。”这时我很确定地知道了，他已经走下了“烟王”的神坛，开始平静地面对那个自己为之奋斗了近二十年的事业。
在狱中
记得在法庭上，说到褚时健在被正式移交司法机关一个月后便交代了私分公款的事情。公诉方认为，褚时健从自己建立的辉煌业绩的顶峰跌落，是因为他在功劳面前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没能摆正个人和组织、主观努力和客观环境的关系；总觉得与国外资本家和私营企业的老板相比，个人得到的太少，自己贡献这么大，多得一点儿算不了什么。
褚时健一案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巨大反响，一些媒体对此进行了深度报道。还有一些企业界人士对此十分关注，并有学者借此谈到了国企老总的“59岁现象”；更有人认为，褚时健一案催生了企业家年薪制的落实……不过这一切都与褚时健无关了，他在监狱里服刑，在图书室整理旧书，把新收到的图书归类，整齐地码放到书架上。
真实的褚时健到底经历了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从他后来的讲述中，我多少了解了他的心路历程。
他说：“其实从80年代末开始，我就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那时候提过退休，上面没让退，自己也想多千些事情，就一直千了下来。这次私分公款，的确有心理不平衡的因素。我衡量这个罪判刑不会超过五年。那天宣判之前，我一直都没想到会是无期，宣判之后，思想负担很沉重。不过两三天之后，我就冷静下来了，前前后后地想想，想明白了。既然已经定成全国最大的案子，上诉也没有用，也就没上诉。我说自己这一生，样样都经历了，剩下的也就那么十五六年的时间，生闷气也没用，那就不要生。想开些，过好最后这些日子。”
过往的风云沧桑已经淡化，摆脱一切羁绊后生命反倒显得自由而真实，这就是我能在监狱中看到一位平静而慈祥的老人的原因。
管理图书室有固定的时间，不值班的时候，褚时健作为一个老年服刑人员，监狱准许他在监狱果园25千米的范围内活动，这样，他每天在看守人员的陪同下上山去转转。这也是他每天的锻炼时间。
一次我去看他时，他拿了几个橙子让我尝尝。他说：“这果子味道很好，你吃吃看。”我吃了一个，果真是味甜汁多，口感很不错。我问他：“这是哪里的橙子，湖南的吗？”他告诉我，这是他弟弟在的那个农场种的，地点在新平。
“我支持他以后就种橙子，我出狱后，也一起去搞。”这是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他以后的打算。不过我真没有想到他的目标竟然是当果农、种果树。我说：“我相信你可以种好，因为你是个土地爷，与土地有关的事情你都会干好。”他没回应，但对我的话应该是有认同感的。他不止一次讲过他对土地的感情，即便所有的一切都离他而去，只要有土地，他就有归属，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对土地有一份深情。
心里有了打算，在监狱里爬山的时候，他开始用脚步丈量，多少平方米栽一棵树，一亩山地种多少棵合适。
记得一次和小丁会合后，我们到了他的住处，他正在厨房里帮厨，那天，我们吃了一次他的伙食。那段时间他明显地清瘦了许多，我们还以为是锻炼有方。他告诉我们，得了带状疱疹，疼得要命，疹子没发出来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得了癌症。他说：“我是很能扛的人，这次都有点儿受不了，是不是老了？”小丁给他送了几条乌鱼，说是对心脏病有好处，他交代小丁送给我一条，他记得我去河口时在车上晕倒的事。那条鱼有四五斤重，我拿回家不敢吃，记起了我们去河口前杀的那条大青鱼。后来，我把大鱼放生了。
假释这一年，他76岁
2001年，根据褚时健在服刑期间的表现，经省高院刑事裁定，减为有期徒刑17年。
转眼间，两年的监狱生活过去了，一天，褚时健照例帮厨捡菜叶，站起来时两眼一黑，晕了过去。醒过来时，两个眼睛都看不见了。监狱医生看过后，让送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说恐怕是得了什么大病。送到医院，医生一检查，才知道他一个月内瘦了八公斤，血糖已经高达28mmol/L，属于比较严重的糖尿病了。
2001年5月15日，褚时健因病保外就医，回到了玉溪卷烟厂红塔集团职工宿舍c区10-2号。
褚时健在南京看守所期间，马静芬等人已被移交回云南。褚时健判刑后，马静芬回家了。她离开看守所的时候，“投机倒把罪”已经从新《刑法》中取消，所以马静芬没有被起诉，案子也没有结论。她回到了离开四年多的家。
四年牢狱生活，给马静芬留下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她更加瘦弱，脸上有了更多的皱纹。这中间我们见过多次面，只有刚回来的那次，谈了在河南的情况，谈了女儿，谈到她和老头子的一生，这是一次比较深入和私密的谈话。
我对她的变化很吃惊，虽然还是很瘦弱，但她身体里的能量不容小觑，她头脑的敏捷程度甚至超过了羁押之前。这是一个坚毅如水的女人，她开始信奉佛教，以平静的心态看待自己和家庭经历的这场变故，因此一种安详平和的神情时时出现在她的面容之上。
就在这段时间，马静芬将女儿的骨灰接出，安葬在昆明北面的龙凤公墓。那天，我和姚庆艳一起到场，我终于再次看到了褚映群。我不知道她那夜的入梦是不是就是一次托付，但我终于可以说，我做到了。
褚时健回家后，和朋友一起在烟厂后面的山上租了两亩地，朋友家原先就有几间房，想过田园生活。马静芬打电话嘱托我写一副对联，挂在小院的门两边。我没有自己编撰，而是集了两旬古人的诗句：八风吹不动，秋云静晚天。这是我对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的祝愿，也是我内心的期许。
这两亩地没种多久，算是块试验田。不过，种的萝卜、南瓜长势很好。我们到小院去的时候，褚时健领我们看他种的各种蔬菜，马静芬领我们看她养的芦花鸡。到了吃饭时间，褚时健随手拔起两根犬萝卜来洗洗，煮进锅里，味道格外清甜。我想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或许，时间改变的不仅仅是容颜，还有心态。褚时健不再是那个头顶光环的大企业家，不再是经济浪潮中的弄潮儿。对于他们而言，一个安静平和的晚年比什么都更重要。
但我真的低估了两位老人的能量。马静芬对我说：“我们要吃饭呀，我还有工资，老头子什么都没有，不做点儿事情怎么行？”
马静芬在大营街的大棚里种了十几亩百合花，这是她的长项。在她的侍弄下，花长得不错，花期一到，有昆明的人过来收购。
不久，褚时健的家搬到了位于玉溪五千米外的大营街。这里号称“云南第一街”和江苏的华西村一样，也是集体致富的典型。不过大营街的发展和玉溪卷烟厂有很大关系，这里的乡镇企业，经济效益好的大多和玉溪卷烟厂有关，如水松纸厂、滤嘴棒厂、香料厂等等。当地的一个企业家告诉我，当年他们的产品供应给玉溪卷烟厂，只要厂里的设备更新换代，褚时健一定会要求技术人员帮助乡镇企业配套的工厂提高技术水平。这样一来，他们这些乡镇企业的技术和产品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除了供应玉烟，还为全国其他的烟厂提供产品。对此，他们特别感激“褚大爹”。
褚时健安家大营街，一是大营街给他购房的优惠，二是大营街在他们老两口跌入谷底的时候，给了他们许多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帮助。更重要的是，离玉溪虽说只有几千米远，但在这里生活要安静许多。
2003年，因为保外就医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褚时健再次获得减刑。
2004年，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假释。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假释裁定。
这一年，褚时健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