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管理革命的内部裂变 (第3/3页)
褚时健终于有了一批能够强有力地执行他的管理思想的中层干部。
再“动”薪酬
在内部进行变革的同时，褚时健也在寻求外部支持，以便和他的内部管理革命形成配合。他希望把之前“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的工资制度，变为总税利与总工资挂钩的计酬方法，这更能反映真实的情况，并能产生一种新的激励。因为如果只是按“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计算，那么，同是一箱烟，甲级烟和一级烟，它们产生的税利差距很大，“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并不能鼓励他们生产更多的甲级烟，而和总税利挂钩会激励他们生产更多的好产品。
1989年初，他向主管部门提出了申请，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在原料、设备和激励机制的共同推动下，玉溪卷烟厂的甲级烟占据了市场份额的70%-75%，而每一箱甲级烟的税利是中等烟的好几倍，由此带来的工资自然也几倍地增长。随着税利增长越来越多，职工分到的工资也越来越多。
褚时健说：“效益挂钩增长一块，结构改变增长一块，价值增大一块，每个车间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奖金等着发给大家，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着。”
这使得上级主管部门不得不叫停玉溪卷烟厂职工的工资增长方式，让他们照顾一下“左邻右舍”的感受。因为玉溪卷烟厂职工的总收入虽然还不到它上缴税利总额的1%，却是兄弟单位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这些被叫停的工资总额后来累计到了十几、二十亿元，褚时健只好从其他方面（比如建房）改善员工福利。
管理的中枢：“牵住牛鼻子”
成本是褚时健管理企业的中枢，他把降低成本称为“牵住牛鼻子”。他认为企业的生产组织必须围绕成本展开，成本下来了，利润自然就上去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是企业管理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计量、检测、定额、班组建设、标准化操作。因此，他总是通过精密计算确定目标成本，然后层层分解到车间、班组、岗位甚至个人，使每个环节都承担起降低成本的责任。
在这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下，玉溪卷烟厂先后对“红塔山”的叶组配方进行了15次调整，由三个等级扩大到七个等级。到1990年年初，“红塔山”单箱配方成本降低了23元，“阿诗玛”降低了21.26元，“红梅”降低了7.37元，全年节约成本1200万元。玉溪卷烟厂的13个卷烟品牌，全部实现了单箱成本远低于计划成本，全年为此节约成本（增加利润）9000多万元。
在各个管理环节上，玉溪卷烟厂制定了企业技术标准230个、工作标准707个、管理标准44个，全厂管理的覆盖率到90年代中期达到了97%，之后几年几乎达到了100%。随着管理细节的增加，他们甚至把维修设备的内控费用落实到了管理设备的人员头上，实现了设备效率和价格费用的双向优化。
在褚时健的管理革命渐入佳境的那几年，他们主要的生产设备完好率为97.5%，制丝设备的有效作业率甚至达到了99.3%，卷接机超过80%，远远超过国内52%的平均水平。有一个有趣的事例，有一家公司参观完玉溪卷烟厂后自豪地说，他们也有比玉溪卷烟厂更具优势的地方，玉溪卷烟厂只有100多条管理规定，而他们有500多条。这让褚时健哭笑不得。
接班人插曲
1928年出生的褚时健到1988年就满60岁了，到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事实上，80年代中期的时候，褚时健就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了。
80年代中期，国家提倡“干部四化”，年轻化是其中之一。虽然大规模的设备引进已告结束，“第一车间”革命和管理革命布局已经展开，玉溪卷烟厂步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但为了顺应潮流和号召，他有意让贤于年轻人，并开始着力培养。
按“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当时玉溪卷烟厂年轻人虽然不少，但大学生很少。他看上了30多岁的四川大学毕业生李某，并把他提拔为副厂长。1985年秋末，褚时健退居到党委书记的位置，把玉溪卷烟厂厂长这一职位让给了这个年轻人。事后证明，这是一次失败的交接。李某是一个只会考试的书生，和褚时健相比，他不仅缺少领导和管理一个企业的才能，更缺乏“野心”，而这无疑是很重要的。
此时正是玉溪卷烟厂最重要的两场革命——“第一车间”革命和管理革命的关键时刻，临危换将本来不是什么好事，但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褚时健也只能如此。
他们的矛盾在1986年秋天要确定1987年的生产计划时爆发了。那时玉溪卷烟厂正处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上，褚时健主导下的党委会讨论认为，1987年应该比1986年产量至少增加20万箱，但李某第一个表态说：“这个我们倒不敢，增加这么多！”
褚时健反过来做李某的工作，据他回忆：
“我说：‘如果这个事情干好了，你再来当厂长，干好了我到处帮你讲。这个新厂长上来的‘三把火’，这个算‘第一把’，全国的卷烟厂还没有哪个一年能增产20万箱烟。你作为一个新厂长来推动这项工作，第一步就走得好了。如果干不好，你就说，是书记非鼓捣着干的，你也没办法。把事情推给我就可以。’我这么说了，他还是不敢千。”
让褚时健大为光火的是，李某这个新厂长为了证明他完不成这么多增产的观点是正确的，竟然悄悄地要求发酵车间主任，让他把发酵的速度放慢，这样中间这个环节就断了，就供不上后面的卷烟生产了。
这让褚时健萌生了撤换他的想法。1986年10月，褚时健告诉前来协调关系的领导，经过观察，他认为李某并非一个称职的厂长。之后省烟草公司一纸调令把李某调走了。他后来在一个处长的位置上退休。
1987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增加了22万箱，而不是20万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