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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第一车间革命（上） (第1/3页)
褚时健的应然性思维——应该怎么做——推动他前行，这种思维的特点是无论遇到多大阻力，只要事情是有价值的、合逻辑的，他就要想办法寻找突破口。既然已经有了清晰的线路图，他就决定按照这个线路图进行一次小心的冒险。
另一只翅膀：建设烟草基地
一次小心的冒险
边缘空间的生存方式：“三合一”的诞生
“按规矩来”：放开手脚，挥戈大干
给烟叶买保险
另一只翅膀：建设烟草基地
在设备引进尘埃落定之后，褚时健终于有时间再回到原料问题上来。两大问题，双管齐下，他的目标是：两只翅膀，一同飞翔。
从美国考察归来后，褚时健一直兴致勃勃，他已经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种出好烟叶，怎样生产出第一流的香烟，怎样占有市场。他的兴致很浓，期望很高。
尽管美国的烟叶种植是他学习的榜样，但他也比较了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优势：首先，美国人种植烟叶，讲科技，机械化，烟田成片，这是它的优势。但美国的劳动力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高，在这一点上中国有优势。其次，中国的烟田精耕细作，挑选烟叶时是一片片地挑选，挑好后一把把地扎起来，再送入烤烟车间初选，进入卷烟车间之前这一路的加工管理都很严格。而且，美国烟叶的大多数优点完全可以学过来。褚时健确信，只要认真做，中国的烟叶完全可以做得和美国的一样好，甚至比美国的烟叶更好。
但是，中国的现实让他无从下手。
《烟草专卖法》出台后，卷烟的原料全部由烟草公司调拨，卷出香烟后交由烟草专卖局销售，卷烟厂负责的只是中间环节——生产香烟。其实，如果一家无能的卷烟厂生产了很差劲的产品，另外两个环节——专卖局和烟草公司也一样无能为力。
在这个链条中，谁也不会有动力。因而，当褚时健去找云南省管理烟叶种植的烟草公司领导商量如何种出好烟叶时，一开始就被拒绝了。
褚时健的班子成员对此也不太热心，他们对1979年以来的增长已经心满意足。1984年7月美国归来后，褚时健把打算建设一个烟草基地的想法和班子成员摊开讨论时，大家议论纷纷，甚至感到愕然。有人说这是多管闲事儿，有人说这是用自己的钱去帮助别人，是犯傻。也有兄弟厂家听说了这事儿，同样大摇其头。对他们来说，卷烟厂管种烟叶，从来没听说过。
他先后六次召集大家开会，给大家算经济账。他说，既然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企业，就要把眼光放远些。
计划经济下确立的烟叶种植和香烟生产，体制造就并固化着这两条平行流淌的河流。要改变，就不是一般的改变，而是和整个体制的大碰撞，而这个体制才刚刚确立不久。
另外，即使专卖体制没有问题，农民愿意吗？农民不会愿意增加一倍的施肥，而减少一半的种植。另外，成熟的烟叶需要加长生长期，这不仅要增加生产成本，还有额外的风险——可能遭遇冰雹，因为在秋收前后，云南经常会有冰雹来袭。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信息不对称，谁也没看过美国的烟叶长什么样子，又是用什么方法让它长成那个样子的。人们的惯性是路径依赖，他们不会在没有确定性利益的情况下去冒险。
一次小心的冒险
还是褚时健的应然性思维——应该怎么做——推动他前行，这种思维的特点是无论遇到多大阻力，只要事情是有价值的、合逻辑的，他就要想办法寻找突破口。既然已经有了清晰的线路图，他就决定按照这个线路图进行一次小心的冒险。
他等来了机会，不，是他抓住了机会。
1985年初春，玉溪市赵桅乡乡长来找褚时健，他的目的是向玉溪卷烟厂借款，大概5-10万元，用于发展水浇地来支持农民种烟。
褚时健睁大眼睛，认真听完这位乡长的阐述。
他说：“我们可不可以订一个合同，你让农民按我们的方法种烟，烟交给我们，种烟的钱由玉溪卷烟厂来出？”
这个乡长完全没想到还有这等好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双方立马签订了一份合约，玉溪卷烟厂和赵桅乡463户烟农约定：由云南省烟科所做技术指导，在650亩烟地上按新的方法试种、采摘，实行全奖全赔，当每亩产值不足500元时，由烟厂赔偿，而超出部分则全部归烟农。
与此同时，褚时健又和玉溪通海县5个乡1347户烟农签订了合同，在1768亩烟地上进行试种。玉溪卷烟厂总共拔了50万元作为试验经费，其中通海县就占了42.28万元。
他的试种试验取得了预期的成功，2418亩烤烟田的平均亩产为373斤，比当时云南全省的平均亩产高131斤；平均每亩产值达572元，比全省的平均产值高了354元。更重要的是，品质好的上等烟叶比上一年增加了30%，中上等烟叶的比例高达80%，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平。而仅仅是增加的这30%的上等烟叶，加工成高档香烟后，就能为工厂带来140万的税利。褚时健通过计算得出，这样搞的投资回报率最低也是1：5，收益是投资的五倍，这是世界上最划算的生意。
为了强调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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