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山中岁月 (第2/3页)
人下到江里。从上午九、十点钟一商到下午，连午饭都没有吃，褚时健拖出了十多根原木，累得头晕眼花。
“一直到下午四点，又饿又累，我已经上岸了。这个时候，一根大木头漂了下来，有十来米长，四五十厘米粗。我告诉我们副业组的两个人，我下去拖出这根就走。我推着木头向江边游，离岸还有20多米的时候，我发现不好了，江水开始打漩儿，我当时全身的力气消耗完了，只有放弃木头了，心想快点儿游出来。”可是这时，褚时健已经被木头带进了漩涡。江边人们的呼喊，他已经听不见了。褚时健说：“人哪，有时候家庭情感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我看着出不来了，脑子里浮现出她们两个。我最过意不去的事情，就是把她们丢在这儿，我死了不要紧，她们今后日子怎么过？一想到这个，我突然有力量了，水流刚把我冲到一块岩石上，我一把抓住了石头，水头就折过去了。如果没有这一秒的灵光一现，我肯定出不来了。”
半个小时后，褚时健才摇摇晃晃地从滩上爬了起来。这一幕，他没有告诉自己的妻子。他说：“我这一生，好几次遇着要死的坎儿，最后关头，还是对家人的牵挂让我选择了生。”
有些人喜欢承诺，因为有人看重承诺。马静芬说：“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承诺，但我清楚，这个男人是个可靠的人。同样，我也没有给过他什么承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不靠这个，就凭相互的信任，托付一生。”
2013年10月19日，褚时健回忆起那些年月，说：“我们那个地方环境苦，但景色很美，最困难的三年，就靠我下河钓鱼，靠全家人上山采野菜、挖竹笋，一直坚持到1961年。按人家的说法，这是叫花子养鹦哥——苦中作乐。后来，我们全家到电影院观看电影《天云山传奇》，那晚，全家人都哭了。”
畜牧场副场长：饿肚子的高山牧马人
1961年，褚时健终于等到了“摘帽”的消息。这一年，全国的几十万“右派”中，已有十多万人先后摘了“帽”。
虽然对自己怎么当上的“右派”心存疑问，但褚时健仍然渴望着“摘帽”的这一天。可当这一天到来时，他发现，生活从1958年12月拐了弯之后，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轨道。这是一条单行道，没有回程车。
不过，他的境况还是有了些变化，他被任命为新平县畜牧场副场长。
褚时健一家离开了红光农场，走进了磨盘山中。
磨盘山因山顶平坦，形似磨盘而得名。那是杜鹃花开满山间的时候。火树杜鹃顶着一团团花朵，远观如簇簇燃烧的火把。山顶风大，草场上遍布鹅蕾和淡蓝的色彩，整个山谷美不胜收。当年，褚时健和老伴就在这里当牧马人。
现在，如果从新平县到磨盘山，路上可以看到醒目的标牌：磨盘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可当年褚时健举家搬迁时，这里人迹罕至，偌大的高山草场，只有畜牧场一个单位。
畜牧场有七十多名员工，养着几百只高加索绵羊，还有荷兰奶牛和二十多匹高加索马。别看草场面积大，但地势高峻，风势凛冽，牧草谈不上丰茂。县里每年给牧场分配40万斤草料，远不够牛羊吃饱。褚时健说：“那个时候，人没粮食，饿得瘦条条的，牛羊吃不饱，不起膘，和人一样，没有一点儿多余的脂肪。”他迫切地想改变畜牧场的现状，把周围的沟沟坎坎、大小山头都跑遍了，也没想出好办法。他不明白，条件不具备，凭什么要引进这些遥远地方来的牲畜？
畜牧场几十号人，在如此空茫的山中，几近于无踪无迹。风干物燥，磨盘山年年山火不断，山上大大小小的野生动物也对农场的牛羊形成了威胁。上级给牧场配发了枪支，褚时健扛上枪，巡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马静芬终于回到了本行，在山村小学当上了教师。这个热爱大自然、钟情花花革草的女人，在生活的重压下，已经丧失了爱美的能力，当年的浪漫情怀被一点点从心中挤出，剩下的只有“活着”，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地活着。1992年，她担任云南省插花协会会长，一件取名为《欢乐的火把节》的插花作品获得了全国大奖，那是用云南山地满山遍野的火把果为主材设计的。从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出磨盘山留在她心中的痕迹。
转战堵岭农场：又一个“烂尾工程”
果然不出褚时健所料，没过多久，这个畜牧场垮了，褚时健一家搬到了新平堵岭农场。这是一个移民农场，安置着当年从玉溪迁来的两千多口人。褚时健到的时候，农场走得只剩下四百多人。又是一个“烂尾工程”，褚时健感慨：“当时的政策越来越不讲理了。这些项目为什么搞，能不能搞下去，怎么从来没有人认真想过？”
其实，比乱上项目更可怕的，是这些项目所涉及的人，项目可以一纸命令撤销，人呢？
大时代涌起过多少大风潮，普通人的命运就这么被安排、被遗忘……
农场只能种苞谷，收的赶不上吃的，所谓“******”已经过去，可农场职工仍在闹饥荒，肚子里没有油水，大人孩子走路都发飘。
刚到任的副场长褚时健，面临的又是吃不饱肚子的问题，不过这次不是一家三口，而是整个农场的职工。
“我又找了一条门路，下河摸鱼，上山打麂子。最多的一个月，我给食堂扛回了六只麂子。”
还有一次，褚时健从江里摸上来一条12公斤的胡子鲶，足有两米长。当地的傣族人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鱼，他们抬着鱼回农场的时候，引来了一路的围观。
最让褚时健得意的是，他一枪撂倒了150米开外的两只麂子。“我一直等到小麂子和大麂子成一条线的时候才开枪，子弹从小麂子的肩胛骨穿过，直接进入大麂子的胸口。”这件事在傣族老乡口中被传成了神话，多年以后还有人记得。
半年，仅仅半年之后，堵岭农场也要搬迁合并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叫普朝柱，他后来成了云南省省委书记。他是褚时健参加边纵时的战友，在地委时又是褚时健的上级。合并搬迁的命令是普朝柱宣布的，他征求褚时健的意见，问：“老褚，你有什么打算，是跟到漠沙农场还是换个地方？”
从玉溪到元江，再从元江到新平，褚时健的家，可以称得上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几只破旧的木箱就装着所有家当，没一样值钱的。他再也不愿拖家带口地打游击了，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妻子孩子想想吧，况且女儿褚映群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对普朝柱说：“农场就算了，能不能帮我安排个固定点儿的工作？”
普朝柱说：“县里的曼蚌糖厂缺个副厂长，不过亏损得一塌糊涂，你愿不愿千？”
褚时健毫不犹豫地说：“干！”
扭亏为盈：糖厂副厂长创造的奇迹
1963年，褚时健到新平县曼蚌糖厂担任副厂长。
1965年，新平县产业布局调整，曼蚌糖厂关闭，厂里的职工都转到了新厂——戛洒糖厂。
在褚时健的记忆里，它们就是一个厂。褚时健的干部履历表上也写着：1963年—1979年，云南新平县曼蚌糖厂副厂长。
糖厂就在戛洒镇上，有一百多名员工。别看厂子不大，这在地处哀牢山腹地产糖区的新平，也是个数一数二的国企。糖厂靠近山脚，用溪水做动力，榨甘蔗汁熬红精。糖渣可以用来酿酒，糖和酒是主要产品。
糖和酒，对褚时健来说太熟悉了。他从小在家乡就烤酒，在农场又熬过糖，他觉得，自己来搞这个厂很有“谱气”。当时糖厂并不赚钱，平日里百多号人，榨季加上临时工可达两三百人，一年干到头，反而亏损20万。县里没有钱补贴，都是靠省财政负责平衡。对于一个基本没有工业的特困县，这也成了领导的一块心病。
褚时健的介入，还是从摸清情况开始。他发现，糖厂所用的榨糖工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据说已经有三千年历史。土灶上有从大到小的八口铁锅，最大的直径一米多。烧锅用的是木柴，水磨碾过的甘蔗汁倒进锅里熬。因为怕熬煳了，工人们需要一边烧火一边搅锅，劳动强度非常大。褚时健算了算，出1公斤红糖用12公斤甘蔗，耗燃料5.2斤，100公斤甘蔗只能产糖9公斤，用的燃料却高达近50斤。因为燃料是木柴，用量又大，这么多年下来，厂区附近靠江边的树都被砍光了，只有上山去砍。
褚时健在生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搞企业，必须讲效益。具体到一个小糖厂，就要算算一吨甘蔗能出多少糖，它的成本，也就是原料费、燃料费，还有人员、水电、机器磨损等其他费用是多少。现在这种高能耗、低产出的生产方式，怎么可能不亏损？厂里的技术人员提出：“我们用这种方式生产了许多年，要想进行技术改造没有资金行不通，厂里年年亏损，哪里来钱搞改造？”褚时健说：“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先从改灶和改燃料入手，花钱少，见效快。”
那段时间，褚时健天天穿着背心短裤泡在灶火边。新平天气热，他成天在火边烤，汗流浃背，全身就没千过，人又长得又黑又瘦，真有点儿钢筋铁骨的味道。糖厂的员工都觉得这个副厂长不同寻常，就凭他肯吃苦的劲头，肯定能搞出名堂来。
糖厂的主打产品是红糖，但糖的质量一直不过关。厂里过去的方法是高温煮、高温蒸发，不是煮过了头颜色太深，就是蒸发后的结晶太硬，打都打不烂。褚时健琢磨出一套方法，把白糖厂生产的基本原理引到红糖厂来，用低温煮、低温蒸发来提高红糖的质量。正是这一改革，促使红糖的一级品率大大提升。
正赶上榨季，厂里的锅炉坏了。大家都不会修，围着锅炉七嘴八舌，可谁也想不出办法。如果进城去请师傅来修，一来一去要耽误好几天。褚时健不吭声，围着锅炉琢磨了两个小时，然后爬进了还带着高温的炉膛。几分钟后，全身冒着热气的褚时健出来了。令人称奇的是，罢工的锅炉好了。这一情景十多年后再次重演，只不过那时的锅炉已经是玉溪卷烟厂的大锅炉了。
当副厂长的第一年，褚时健的改造就见了成效。燃料由木柴改为甘蔗渣，每公斤糖所耗的燃料从5斤2两猛降到了8两，节省燃料五倍多；糖榨三回，百公斤甘蔗出糖量达到了12公斤；低温蒸发，糖的一级品率从10%一下子飙升到85%。
这一年，糖厂赢利了，不但填平了20万元亏损，还有了8万元的盈利。
这28万元对于新平县财政来说，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无尽的创造力：一手抓三样
褚时健的名声传开了，人们对这个“摘帽右派”刮目相看，原先觉得他不像个副厂长的人，这时也跷起了拇指。
糖做好了，褚时健着手攻克造纸的难题。厂里当时有台日生产量两吨的老旧机器，生产人称“草纸”的低端产品。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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