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能不忆昆明 (第3/3页)
人怎么知道了球场上的纠纷，开着美国吉普飞快地冲进赛场，呼啦啦跳下来一个排的士兵。对方一看要吃亏，退了一步，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褚时健说：“不过，这些军政要员的孩子，平时在学校里不显山不露水，在食堂和我们一样排队吃饭，打了饭一样蹲在地上吃，大家相处得很平和。这和当时昆明的局势和环境也有很大关系。那个时候，小小昆明聚集了各路神仙高人，我觉得多亏了昆明人的淳朴友善，造就了一个很包容的社会环境。”
当时的中学，男生女生交往很少，褚时健和班上的女生几乎没有交谈过。只有一位女同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个长相与众不同的女孩子，他叫她“小洋姑娘”。
“我主要是好奇，这个小洋人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国民党空军英雄高志航的女儿，叫高友良。那个时候，她父亲已经为国捐躯，不过政府还给她们生活方面的一些照顾。大家知道她是空军英雄的女儿，对她也很尊重。我们这些学生不管什么出身、什么信仰，对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功勋的人都有一份尊重。”
听说她还健在，住在台湾，褚时健很真诚地表示：“哦，算算有70年了，当年的同学基本上都没有消息了，希望她有机会到我的果园做客。”
人生的波澜都是趣闻乐事
抗战期间，昆明多次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那时昆明的防空力量十分薄弱，百姓三天两头跑警报，搞得人心惶惶。这一情况直到飞虎队进驻昆明后，才有了改变。飞虎队进驻昆明后，升空作战，轰炸昆明的日本飞机遭到了迎头痛击。几个回合下来，日本飞机轰炸的次数明显减少。美国对日宣战后，罗斯福总统宣布将飞虎队改组为美国空军第23大队，任命陈纳德为大队长，并继续增添飞机和人员前来中国，又扩大为第14航空队。
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和中美联合航空队开辟的驼峰航线成为中国战区作战和运输的主要空中通道，在云南建有十几个机场。美国援助的物资和美国大兵都让昆明人开了眼，老老少少一见美军便跷起大拇指说道：“老美，顶好！”
离龙渊中学不远就有个美国空军的基地，美国空军的车经常从校门口的公路上驶过。和当时的老百姓一样，学生们都拿美国大兵当自己人，星期天进城，时常等在校门口，碰上空车就招手搭车。美国军车一般都乐意停车，载这些中国学生一段。学校的事务主任和美军基地的司务长认识，有时候还把褚时健他们带进基地吃顿牛排，称为“开洋荤”。褚时健觉得，美国人很好相处，开朗友善。直到现在，他仍然说：“我喜欢和美国人打交道。”
不知是该感慨岁月无情还是有情，时隔70年，经历过太多人生波折坎坷之后，战乱时期的校园生活，在褚时健口中竟都是趣闻乐事。
对于笔者的感慨，褚时健有自己的看法，他甚至这样总结：“经历过的东西，对你都是有用的。你觉得那时候条件很苦，可谁知道今后会不会更苦。当时家庭条件优越一些的同学比我们好过，以后碰到更大的坎儿，我们挺得过去，他们可能就过不去了。所以我说，经历对人来说，有时就是一笔财富。”
确定了人生道路
抗战胜利了，人们却并没有等来期盼的太平日子。饱受苦难的民众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信任危机，学生运动如火如荼。
褚时俊这时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人，他相信仅靠科技文化并不能救这个衰微民族于水火，只有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在堂哥的影响下，褚时健和他的堂兄弟褚时仁、褚时杰都参加了“反独裁、要民主”的进步学生运动。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讨论晚会。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做了讲演。
这天会场里有五六干学生，褚时俊和褚时健兄弟也坐在会场中。讲演正进行时，突然传来了枪声，国民党昆明防守司令部派第五军邱清泉部包围了会场。军人们先用***对空射击，以示警告，随后，特务们冲进会场来捣乱，现场一片混乱。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归，堂哥褚时俊也要走了，他将回到清华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褚时健和二伯家的堂哥褚时仁一起，到车站为大哥送行。大哥虽然走了，但他已经把年轻的兄弟褚时健、褚时仁和褚时杰带上了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他相信，他们必将完成从进步学生向革命者的转变。
那时的昆明，并没有因联大的撤离而平静，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一张书桌已安放不了年轻学子怦怦跳动的心脏了。
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
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上，面对国民党特务，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他说：“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当天下午，闻先生在回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一二·一”事件和“李、闻”事件，暴露了国民党政府血腥残暴的一面。褚时健和当时的进步青年一样，并没有感到害怕，他只是更加明白，争取民主可能会付出血的代价。
“可以说，我的人生道路那个时候就确定了，就是干革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我参加了青年团，嘁着‘打倒蒋介石，大家有饭吃’‘要民主要自由不要独裁’的口号整天上街游行，闹**、闹革命。1947年，我考上了高中，不过我根本就没有上学。我觉得，在那种时局下，我已经没有了读书的心情。”
1948年，在得知自己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盯上的消息后，褚时健悄然离开了昆明。